为父追凶17年男子向明钱蹲在父亲的坟墓前。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17年后,向明钱终于找到了那个自己最想见的人。
密林蹲守三天两夜,透过一副军用望远镜,向明钱看到,眼前的男人一身篮球服,朝着那棵挂着画眉鸟的桂圆树靠近。他老了,头发短了,脸胖了,但向明钱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2000年,9岁的向明钱和邻居孩子玩闹,孩童间的争执升级为双方大人的冲突,向明钱目睹姐姐被打,父亲上门与对方理论时被杀害,姐夫被砍伤。
行凶者杀人逃逸。为了找到凶手,从9岁到26岁,向明钱辍学,辗转多地追凶,他居无定所,也因追凶欠下数十万元外债。
2017年,在向明钱的协助下,警方将凶犯张某奇抓获。案件一年后判决,张某奇被判无期徒刑。而曾经砍伤向明钱姐夫的张某明,被检察院以“已过追诉时效”为由不予起诉。
不满调查结果和不起诉决定。这三年,向明钱走上了申诉复议之路。他坚称,父亲被害,凶手绝非张某奇一人,其他在场的张家人难脱干系。
近日,云南昭通检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公安机关前期不作为,我们定性就是属于压案不办,有案不立。”并称,应对前期不作为追责。
幼年丧父,彻底改变了向明钱的人生。17年为父追凶,他勇敢、坚持;但家庭阴影也给他带来“扭曲”、“不堪”和“混乱”的人生B面,他一度想要逃避,担心影响父亲的案子。因为这个案子在他的“血液里,细胞里,整个脑子里”,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枚石子引发的命案
40元一晚的旅社是向明钱在昆明的落脚地。深巷之中,狭小的房间仅能摆下一张单人床。枕头的一面看起来白净,翻开另一面,黄褐色的污渍斑驳。
30岁了,他仍然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三年来,向明钱大部分时候在昆明和镇雄两地奔忙,这次来昆明,他也是去云南省检察院申诉。
他1.7米的个头,身形瘦弱,偏爱一身黑色衬衫和黑色牛仔裤。随时都拎着一蓝色公文包,外出
吃饭的间隙也从不离手。里面有成摞的关于17年前父亲被杀的案件材料,父亲去世后,他小学二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却能完成部分材料的独立撰写。
公文包里经常还揣着三部手机,里面保存着他在三年抗诉过程中的录音,每天晚上直到凌晨三四点,他都在一遍遍的听这些录音。
睡觉时,房间一定得点着一盏灯,耳边要有声音才能入睡。20年了,父亲向文志惨死的画面,仍然在折磨着他,“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来回走动”。姐夫被砍的阴影也挥散不去,向明钱每次路过市集,“听到杀猪的声音就害怕”。
向明钱姐夫回忆当年案发,自己被砍伤的经过。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通常他会在上午10点左右醒来。三餐不定,经常靠一桶酸菜泡面打发。频繁地抽烟,平时他买10元一包的土烟,外出办事换成20元一包的,“方便给检察院、公安局的保安散烟”。张某奇被抓前,他为了打探消息请客吃饭,饭桌上总放六七百一条的烟。
前不久,向明钱也成为了父亲,但很少谈论自己的家庭,只说孩子母亲辛苦,“怀孕时还在跟着我到处跑(抗诉)”。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这个词是向家的禁忌。
每到过年,是向家气氛最糟糕的时候。母亲郑明秀会多做点好吃的,“当年他死的时候没有吃饱”。“我哥没话,直接没话说,我妈直接就睡了”。很多时候向明钱连饭都不想吃,只想睡觉。
也有的春节,向明钱和哥哥、姐姐和姐夫一起去KTV度过,他点筷子兄弟的《父亲》,唱“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时,脑海里浮现父亲的手臂,那臂膀厚实,手掌粗厚,父亲在时,他总喜欢抱着他。歌里说“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想到爸爸不在了,向明钱把“爸爸”换成“妈妈”。一曲未毕,唱到“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啦”,向明钱泪眼模糊,再也说不出话,“一家人过年的气氛,全坏了。”
父亲去世后,他花了17年追凶,向明钱觉得这件事是由他开始的,也应该由他结束。
2000年的8月,9岁的向明钱和张某明的儿子在水沟旁玩耍,张某明的儿子朝水沟扔石子,水溅到向明钱身上,向明钱不高兴,也以同样的方式反击。两个孩子的争执引来了双方大人,冲突中,向明钱姐姐被打。
20年前的镇雄县场坝镇,张家的一层油毛毡房和向家的一栋两层楼房隔街相望。两家人都摆摊经营着小生意,张、向两家摊位紧邻,向明钱的母亲郑明秀回忆,当时自己和张某明的妻子是“吃糖也得一人分一半的朋友”;张某明也不否认,“关系好得很”,“煮十个汤圆也要分来吃”。
但那天,向明钱的姐夫听说妻子被打,打算上门理论,父亲向文志刚坐下准备吃饭,也放下饭碗,披上外套,穿着拖鞋,揣手电筒,追着女婿的脚步去了对方家。
紧跟其后的向明钱和母亲没有进屋,站在张家门槛外,他亲眼看见父亲进了张家的门。灯灭,屋门被关上,他听到屋里传来争执声,紧接着是父亲的惨叫声:“拐了!”
门再打开时,向明钱看到父亲已经倒地,头枕着张家的门槛,张某奇提着带血的杀猪刀跑出来。向明钱的姐夫也在这次冲突中被张某明砍伤。
向明钱和母亲回忆,向文志此行仅是打算问问情况,不然也不会穿着拖鞋出门。
但张某奇的刑事判决书显示,张某奇供述,是向文志和女婿持刀入室,自己和向文志发生扭打,“我摸着向文志右边裤包里的一把刀子,我就用刀杀了向文志三下”。时隔20年后,今年9月,张某奇大哥张某明在接受采访时仍表示,“100%确定当时是(向文志)带的刀”。
刑事判决书中,张某奇对当天案发情况的供述。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当年案发后,向文志被送到镇卫生院,最后因“心脏被刺破”,抢救无效死亡。那一年,向明钱9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哥哥比他大四岁。
张某奇当晚逃逸。
警方把张某明等涉案人员叫到派出所询问,但没有采取措施。镇雄县公安局场坝镇派出所时任所长陈三强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当时没有对持刀伤人的张某明采取措施,是因为主犯逃跑了没有抓到,很多事实不能确定,只有抓到主犯后才能进行处理。
法医在场坝镇老卫生院前的土路上验尸。母亲郑明秀还记得,那天从验尸现场去往派出所的路上,向明钱踩到废弃木板,裸露的铁钉扎进肉里。但他不哭不喊,自己拔下带钉的木板、血汨汨地流。
“家不一样了”
父亲去世后,向明钱发现自己“已经没办法坐在教室上课了”,他背着书包出家门,不进教室,绕到学校的后山,去外婆家,或者一个人在山上空坐着。他成绩不错,但不到二年级,便从学校辍学。
他才9岁,但已经明显感觉到,家不一样了。
向文志生前在镇里的粮管所工作,负责调配工人搬运粮食。此外,他做煤炉的手艺也给家庭带来收入。那些积蓄支撑着他们在两年内盖起一栋两层楼房后,手里还有存款结余。
9岁前,家门对面卖的破酥包随时能吃到;五毛钱一根的冰糕,一次可以吃好几根。向明钱也爱喝父亲做的甜酒,苞谷做的,加糖精和着凉水喝,不一会儿,他就醉在甜味里了。
当电视机在场坝还不普及的时候,向家的黑白电视每天晚上都会吸引不少周边邻居,他们带上自家小板凳,在向家一层堂屋里成排坐。如果没有那场纷争,他们家在当天即将换上一台彩色电视。
最明显的变化是——“家里乱糟糟、乱麻麻的”,向明钱说。向文志去世,郑明秀没有心思摆摊、打理生意,吃饭都成问题了。那场葬礼花了一万六千多元,郑明秀买了六千多元的棺木,花费1万多元用于请先生做道场、购置杂物后,甚至没有足够的钱为他买墓碑。
张某奇在逃,郑明秀就三天两头往派出所跑,询问办案进展。镇雄县公安局离得远,她一个月跑一次。从场坝到县里要翻过30公里的山路,每次出发前,郑明秀都会把孩子交给外婆,一次凌晨3:30她从县公安局回到家里,远远地,她看到两个孩子抱着树就睡着了。郑明秀心痛,“他们没有爸,不敢在家”,她把孩子喊醒,牵着回家。
2002年,郑明秀领着两个孩子走了四五个小时的山路离开了场坝,搬到县里。
来县城后的第一个家安在农贸市场。他们以一年两千元的租金盘下一间一居室,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墙面的一侧搭炉子做饭,另一面墙摆张床睡觉。
几乎有长达半年的时间,郑明秀没有工作。她躺在出租屋的床榻上,“心里痛,身体也痛”,当年的冲突中,她被从屋里飞出的板凳砸中面部,在眉梢留下疤痕,时不时针扎似地疼。“躺在床上不舒服,起来也不舒服,只好熬着。”
搬到县里后郑明秀随时跑公安局、信访处反映,始终没有明确回应。大约是在2002年左右,郑明秀听人说张某奇在厦门,放消息的人问她要1000元,“1000元我都出不起,我也爬不动了”。寻凶消耗她的耐心,一家的生计难题也让她喘不过气,她背上篮子蹲在路边卖水果,艰难维持生活。
向明钱和母亲郑明秀在哥哥的出租里。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再后来,郑明秀组建了新家。
继父被郑明秀带到两个孩子面前,向明钱不同意。兄弟俩后来单独租房,和母亲分开住,郑明秀在新家庭和俩兄弟间来回跑。
哥哥去卸货,背袋装的农用尿素,早上出门,深夜回来,一天赚到七八块钱,会分一部分给向明钱用。最艰难的时候,俩兄弟过年,哥哥从农贸市场买来玉米面,玉米面蒸饭,开水煮白菜吃,“一滴油都没有”。
哥哥打工后,出租屋里只剩向明钱一人。他开始在镇雄的大街小巷游荡,“认识一些年纪比自己大的人”,“混成一堆一伙的”。
他有时睡朋友家,有时睡网吧,“哪里能睡就在哪里睡”。有次天气冷,农贸市场的一家餐馆门前点着炉子,挺热乎,他和朋友在一旁蜷缩着就睡了。
在网吧,向明钱习得了大部分汉字。二年级辍学后,他很少机会再接触课本。但初到网吧时,键盘燃起了他的兴趣,“键盘上按下一个拼音,会出现一排汉字,需要你去挑”。
16岁那年,向明钱和人起冲突,在镇雄南方医院附近被团伙持刀砍伤。“我自己爬起来走进医院,刚进医院就昏倒在地上”,母亲在事后赶到医院,因为没有钱,向明钱住院三天后带着止痛药出院。这次经历给他的背部、腰部和腿上留下数道伤疤,“一变天,就不舒服,睡不着觉”。
郑明秀已经不愿回忆起那些时刻。只说,向文志离开后,性格老实温和的儿子变得暴躁、叛逆,“我想不到原因”,“没有交流”,“我自己都没办法”,郑明秀说,“不听话,我就打”,她抓着铁火钳往向明钱身上打,向明钱伸手挡,火钳狠狠敲在他的指骨上。
“我的血液里,细胞里,完全就是整个案件”
过去,郑明秀很少跟俩兄弟提到追凶和案件进展,郑明秀觉得孩子太小,“担心他们如果冲动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郑明秀第一次听到向明钱说,长大后要报仇。是在向文志走后的第二年,向明钱10岁。
后来,他频繁在熟人圈子打探、放话:“认识张某奇的,只要知道他在哪里,你带我去找到他,条件由你开,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尽量满足。”
17岁那年,有消息说,张某奇在昆明南站旁的高家村出现过。
为了追凶,向明钱第一次走出镇雄。他拿不出120元的路费,变卖了自己的诺基亚手机,换了一部更便宜小灵通。他没有跟哥哥和母亲透露任何信息,自己挤进一辆面包车,9小时路程,600多公里,从镇雄到昆明。
昆明南站聚集了不少场坝镇的务工人员,有人说张某奇在火车站上班;也有人说他在火车站跑摩的,向明钱就去村子的路口、三岔路口等摩的聚集的地方打听。像大海捞针一样,他抓着那些从场坝来的年轻人问:“我听说张家的张某奇在这里跑车,是不是?”,一无所获。
到昆明半个月后向明钱就花光了所有钱,那部小灵通因为欠费也只能接听不能打电话。他跑到昆明市盘龙区的金星立交桥下的绿化带睡了一晚。他说蚊子多,隔着裤子都能咬出一腿包。
但追凶成了和呼吸一般重要的事。
向明钱说,自从亲眼目睹父亲被害那时候开始,“我的血液里,细胞里,整个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完全就是整个案件。必须要办。”
十几岁的年纪,向明钱偷跑进镇雄商贸城的私人影院看电影,他喜欢看《古惑仔》,尤其喜欢片中的打杀片段——陈浩南走在前,总有一众兄弟跟随其后;他们不断扳倒江湖猛人,确定自己的声望和地位。
少年向明钱无限向往。“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希望自己能混好,像社会上的大哥一样,有兄弟就能找张家的麻烦了。只有自己混好了,才能找到凶手。”
当年父亲向文志倒下的地方盖起楼房。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2007年,昆明之行追凶未果,向明钱没有路费回家,他去工地上班,用小桶提砂石、背水泥,睡在挡土墙上,打算赚到路费再回家。但不久后,在昆明菊花村附近,他因为持械斗殴被捕入狱,在昆明官渡区的看守所里待了两个多月。
看守所里20多人一间房,向明钱闲时就翻看法律方面的书籍,开始他只看“故意伤害罪”方面的内容,想知道自己入狱后多久能释放,想到父亲当年被害,他又去翻“故意杀人罪”。
那时候他还未成年,向明钱回忆,监狱有一“侯干事”。侯干看他皮肤白、个头小,总喊他到跟前擦擦桌子,扫扫地,说说话。候干问:你一个人来昆明做什么?向明钱说:我来找杀父凶手,听说他在昆明。
在看守所做劳动,狱友把任务量推给向明钱,他觉得不公平,和对方争吵。后来气不过,就操着小铁皮,一下又一下,狠狠扎自己手心,直到鲜血流出来,“我恨自己,为什么会被关到这种地方。”
侯干把他拦下,送到医务室包扎。还给他买了牛奶,开解他。出狱那天,侯干给他留下电话,告诉他,如果找到凶手,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联系自己。比他年长的狱友也叮嘱他:你出去不要犯法了,好好把自己的杀父凶手找到。
向明钱说,他感激这些人。
也是这一年,母亲郑明秀从镇雄赶到昆明。“其他人给我打电话,说他去昆明上班了。我打他电话,打100个都打不通”。担心他出事,郑明秀赶到昆明寻找,找了半个多月没找到,又回到镇雄找。
直到数月后,母子俩在昆明相见,向明钱才告诉她,自己是来找凶手的。“我很高兴,他已经长大了,如果说把凶手抓了,其他人也能一起处理了。”郑明秀说。
为父追凶
2017年,向明钱又收到了关于张某奇的消息:在福建的南安市省新镇恒盛餐具厂,线人愿意和自己一起去寻找,酬劳6万。
信息足够明确,向明钱给线人转了5000元作路费。这是侄女第一个月上班的工资,被他借了来。没有更多的钱了,他和母亲、好友则乘超过20小时的客车,66岁的郑明秀不觉得难受,临行前她还专门去了寺庙烧香,“我们今天去,希望明天就能抓到”。
张某奇已经消失了17年。那桩凶案留给向家的痕迹一直都在。
姐夫王建祥在那场纠纷中背部被伤,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恢复。但有好几年时间,那些刀口一到下雨天就会作痛,手臂抬不动,肩胛骨的位置犯疼,干不了活。
生活重担落在妻子身上,家庭纷争多了起来,妻子责怪王建祥当年不该找上门去“问”。经济压力和心理歉疚伴随着他们,夫妻俩随时都会吵架,争吵最终都会落在那件案子,“伤到了彼此的心”。8年前,向明钱姐姐去浙江打工,夫妻俩再没有联系。
姐姐、哥哥,甚至妈妈在后来的时间里都有了各自的家庭,他们为生计所困。一家人都把追凶的希望寄托在向明钱身上,王建祥说,“他没有结婚。没有成家,不用拖家带口,一个人在外面跑,没负担,开支小。”
三年前,向明钱就得到消息,张某奇曾在福建晋江五里工业园区出现过。
没有确切的位置,向明钱和女友二人在工业园区的工厂打工,缝纫、做鞋底描漆,边打工边四处打听。他和厂长提前打好招呼,隔三差五的,便就去周边工厂找。也和来自贵州、云南摩的司机打成一片,请他们帮忙留意。为了寻凶,他们在那里呆了7个月。
向明钱还去过浙江、贵阳、毕节,“说实话我都没有抱希望,每次去找我都不会说抱最大的希望。”
但2017年这次不同,他们有了明确的线索。为了不打草惊蛇,向明钱在到达后先把母亲安顿在宾馆;接着他又花300元每天的价格租了两辆汽车,换着开,把车开到厂门口,坐在车里蹲守。他们有时也爬上山包,眼睛盯不住了,就用支架手机固定在树上拍摄,小憩一会,事后通过视频回放来查找。
两天多的蹲守没有结果,一行人又从南安市的省新镇摸到康美镇。康美镇太大了,向明钱说,足足有一个镇雄县城一般大,“只要他在附近,我会一个镇一个村地找下来,哪怕说当时我没有找到,我会一直在那边定居下来。”
向明钱判断,排查的重点还是要放在餐具厂。他带着张某奇的照片找到当地的餐饮店店主,出价两万,请他在出入厂房收餐具时帮忙留意照片上的人。他又“买了一些礼品,走亲戚一样到处拜访”。
线索源源不断的递来,有当地人告诉他,张某奇曾化名“邵亮”,“邵亮喜欢养画眉鸟”。
到南安市的第四天,向明钱摸到了康美镇山脚的青山村,他发现这里偏僻、隐蔽,方便躲藏。天气炎热,他钻进林子里摘桂圆吃,在一工厂门口的桂圆树上,挂着的鸟笼让他兴奋起来,工厂叫恒鑫餐具厂。但当他靠近工厂,想继续和工人打听时,三五成群的工人一见生人就悻悻散了。
向明钱不敢贸然行动。他爬上山,绕到了餐具厂门正对的树林里,24小时守在树林深处。白天他打着伞、夜间也在林子里睡;他还花380元购入一副望远镜。
17年来,张某奇的模样是他最不能忘掉的。他手机里有张某奇的黑白照片,时不时就拿出来看看。
“他喜欢穿篮球衣,也喜欢看人下象棋”,9岁前向明钱对张某奇的印象,“像储存卡一样,有些东西我可以把它清除,但是有些重要的东西,我不会把它从脑子里清除”。
追凶数十年,向明钱无数次想过“要用自己的方式复仇”——制造车祸、持刀行凶,但那些危险的想法都一一被他按了下来。
8月30日,蹲守的第三天下午,向明钱的望远镜里出现了那个男人,穿一身带坎肩的篮球服,他老了,头发短了,脸胖了,但向明钱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他曾计划过无数次,找到这个杀父凶手后要怎么办。但那天,他异常平静,担心惊动对方,他甚至不敢用手机拍照。他从林中退出,第一时间电话通知了镇雄县公安局和福建警方。
这一天向明钱想了17年,但当张某奇真正出现在自己眼前,“我都没有时间去想找他麻烦,只想立刻抓住他。”向明钱说。
福建警方将张某奇抓获的那天,向明钱时隔17年,隔着警车玻璃,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他。
“去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2018年9月18日,张某奇被捕一年后,向明钱等来了父亲被害案的开庭审理,张某奇当庭承认了自己杀害向文志的事实,并称在当年行凶之后,他逃到昆明打工数月,后来使用他哥哥张光武的身份在福建南安打工,直至被抓。张家在场的其他人在供述中表示是张某奇一人行凶。
2018年10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张某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向家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向明钱记忆中,他当年亲眼看见有多人拉着父亲行凶,他指着判决书中认定的尸体检验鉴定书说:父亲身上至少7处损伤,而且这些损伤分布在颈部、左胸等多处,尺寸大小不一。但张某奇在法庭供述中却称,自己在打斗中仅“用刀杀了父亲肚子三下”。
他和家人认为,“凶手肯定不止张某奇一人,和张家的在场的四个人都有关系”。
向明钱说,这之后,他们向相关部门反映,但却被告知这个案子的部分卷宗材料找不到了,案件没有其姐夫和母亲的卷宗,而其父亲的卷宗也只有一小部分,很多都是警方后来重新做的材料。
更让向明钱无法接受的是,张某奇到案后,曾经持刀砍伤姐夫的张某明却在被抓捕后又被释放,“不予起诉”。
镇雄县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显示,镇雄县检察院查明,事发当晚,张某明用菜刀将向明钱姐夫的背部砍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由于公安机关当时未完善相关法律文书,导致该案已过追诉时效。决定对张某明不起诉。
张某奇被捕后的三年里,向明钱没有再工作。他几天跑一次镇雄县公安局、镇雄县检察院、镇雄县纪委监委;几个月就要去一次昭通市检察院、昭通市公安局、昭通市纪检委;他也去昆明找相应部门,“送上去的材料有十多斤”。
媒体报道后,9月18日,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宣传部通报称,县委政法委等部门已开展案件核查。
就向明钱提出的“卷宗丢失”,“张某明未被采取措施”方面的质疑,云南昭通检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不是丢失卷宗,公安机关前期材料除了有尸检报告,只取了几份简单的材料。”而关于17年来警方未对张某明采取措施,案件已过追溯时效期限,该检方工作人员称,“公安机关前期不作为,我们定性就是属于压案不办,有案不立。”
9月24日,镇雄县政法委、纪委监委均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案件仍在核查中,云南省、昭通市两级相关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这三年来,我承受的东西比这17年来还更加沉重。”向明钱说,奔忙的这几年,除了当年追凶欠下的8万元高利贷外,他又平添了不少外债。每次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出来后,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他就跑去县里的小土坡上坐着,一坐就是数个小时。
2017年,张某奇刚被抓捕不久,他觉得“终于完结了”,沿街看到上、下班的工人,向明钱心生渴望,“我想我能放下一切,学他们一样无忧无虑的,一天从早忙到晚,只为了几千块钱的工资,我都觉得很满足。”那是难得的放松时刻。
今年9月下旬,向明钱带着新京报记者回到场坝。向家老宅依然保持原来的样子,它被包围在邻居不断建盖的新房里,显得颓败。一位住在向家老宅旁的邻居甚至一度以为,张、向两家“了结了”,“不追究了”。
他顺着木梯爬上老宅二楼,阳台前的平地也立起高楼。楼顶栽种的草莓树不见痕迹,他以前也喜欢在楼顶种葱、葡萄、草莓,还总纳闷,草莓怎么发得这么快。曾经,父亲穿着四开的中山装在这里拍下照片留念,那张照片被用作遗照,郑明秀印了三张,打算留给三个孩子,至今挂在二楼的堂屋里。
2017年,张某奇被捕,开庭前,为了取回父亲遇害时穿的衣服作为补充证物提交,向明钱回了一趟老宅。这是时隔数十年后他第一次回到老宅。听说张某奇被抓,村里有老人给他竖大拇指,“很厉害,能亲自抓到他,很不容易”,向明钱心里高兴。
他说十七年追凶,不仅关乎公正,还是他赢回尊严的方式。今年,当父亲的案子通过网络再次获得关注,不少年少时的玩伴重新找到他,他展示手机上的聊天记录——一位童年玩伴主动添加了他的微信,问他“你为什么不跟我提你的事?”向明钱回应:“没必要,你以前在街上看到都不打招呼”。
9月以来,找到他的媒体源源不断,最忙的时候,他一连接30个小时的电话,不断重复自己的追凶细节、抗诉要点,但大部分采访里,他都对成长过程中的另一部分避而不谈——“偏激心理”、“打架斗殴”、“蹲过监狱”,追凶路上那些“不光彩”的经历,成为他心里的隐痛。
但当年的部分经历传到镇子上村民耳朵里,又在采访中变成“反复诈骗、反复被抓”。向明钱一度情绪失控,“我再怎么混,我都不会偷、不会抢!”,他觉得这些指控是想毁了他,担心“阴暗”、“混乱”的成长经历如果被报道,“会不会影响我父亲的案子?”,“以后还有谁会相信我的话?”,“我以后还要怎么生活?”
向明钱和母亲回到老宅。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他情绪崩溃,跑到场坝镇的后山上蹲了数小时,抽烟,哭泣,最后决定直面“不光彩”的经历,面对镜头公开讲述。“与其从他们的嘴里传出来,不如我自己来说”,他称这是自己“可笑的人生”,也展示“随时可能垮掉的身体”——十几公分的数道刀疤盘踞在他的脊背、腰部和膝盖上。他说他想让人知道,这是自己过去20年的人生,失去父亲后,他靠自己生存下来了,没有什么不光彩。
直至今天,“追凶”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期待尽快了结,“去一个陌生的、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即使是摆摊,把借的钱还了,重新开始”。他有时候也想,如果时光能倒流的话,从那枚丢入水沟的石子开始,他希望这一切没有发生,那么家还在,“我会去当兵”,“读书,学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