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派：焦虑、失眠、精疲力尽……未来的新闻业会人均抑郁吗？

我们在电视、网络上看到的记者形象，要么热情饱满，要么理性坚强，要么文采飞扬，要么得体大方。然而，在文字和镜头背后，各种潜在的心理阴影也在时刻准备笼罩着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们。

 

“像治疗师一样，记者们通过移情也可以体验到受访者的情感痛苦，记者也可能因为采访受害者或者亲临事故现场而遭受间接的继发性的伤害。”来自于鲍尔州立大学的新闻学助理教授Natalee Seely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记者们可能遭遇心理创伤，她同时也表示“掩盖创伤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创伤”。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将从一系列案例与学术研究出发，关注什么样的报道会给记者带来伤害，这些创伤是怎么表现的，以及新闻从业者可以如何缓解这些问题。

 

采访也是一种战斗

 

今年，对新冠疫情的报道，给很多新闻工作者带来了心理创伤，即便是那些富有经验的记者，也需要努力去克服在报道过程中的内外部情绪。来自多伦多大学的精神科教授Anthony Feinstein与来自路透新闻研究所的Meera Selva在2020年6月对来自国际新闻组织的73名记者进行了抽样调查，这些奔赴在抗疫报道一线的记者们被要求回答有关其工作条件和情绪状态的一系列问题。

 

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记者（约70％）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碍，有26％的记者呈现出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焦虑症症状，包括焦虑、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和疲劳。还有大约11％的受访者则出现了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例如反复闪回（大脑里不断重复疫情相关的记忆）；对恐惧、愤怒、恐怖和耻辱等一系列情感记忆深刻等。

 

这些记者，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他们服务于知名新闻媒体，平均从业时间18年。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99％）的记者都认为自己身体健康，但即便如此，他们实际上仍然心负重创。不难想象，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情况可能更糟。

 

就职于国际新闻安全协会的前记者Hannah Storm表示，自己周围也有同事因为疫情报道而精疲力尽，而这种“全球大流行带来的一些压力与精神伤害可能对新闻从业者们构成真正的风险”。

 

作为一名PTSD患者，Storm分享了自己在报道海地地震事件后所遭遇的痛苦：闪回、噩梦、睡眠不足、情绪波动、无法专心……

 

她说，坚强是新闻业默认的职业准则，“精神疾病会带来非常大的耻辱感，记者们会担心精神问题的暴露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我的同事们一次又一次告诉我，隐忍痛苦，为了不错过下一个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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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机构都知道需要给战地记者提供防弹衣，但通常会忽视记者也需要情感上的防弹衣。奔走在一线的记者面临的并不只是简单的访谈对话任务，而可能是未来数年都要与之搏斗的心中猛兽。

 

新闻背后的他们在承受着什么？

 

诸多的学术研究也揭示着新闻工作与心理创伤之间的关联性。肯特州立大学新闻学教授Dworznik-Hoak采访了30名报道2017年德州哈维飓风事件的新闻从业者，在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后要求受访者对他们的经历进行回顾，并分析了访谈中呈现的压力源和情绪反应，参与者们还完成了一项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的测量。

 

调查的结果显示，有五分之一的新闻从业者达到了PTSD的标准，而90%的受访者都出现了PTSD的症状，与此同时，有五分之二的受访者达到了抑郁的门槛，93％的受访者有抑郁的症状。

 

研究者写道，新闻从业者的PTSD和抑郁症都与飓风报道有着直接的关联。飓风灾难发生的不可预测性、漫长的出差时间和全天候无休止的工作都加重了记者们的压力。灾民们的遭遇和传递出来的情绪也会给记者们带来额外压力。

 

学者Natalee Seely对美国254家日报的记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其中24名记者进行了深度采访。Seely发现，随着新闻工作者进行灾难报道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其PTSD症状也随之愈发严重。受访记者们普遍呈现出情绪枯竭、痛苦闪回、焦虑、沮丧、内疚等症状，一些人为了应对负面情绪，会时常选择哭泣甚至滥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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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工作者。Feinstein等几名学者对肯尼亚的两个全国性新闻机构的57名记者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工作中的职业压力与灾难报道的相关经验。有三分之二的新闻工作者表示自己曾受到贿赂。接近20％的受访者在工作中受伤，其中一半以上的受伤者是在报道选举暴力事件时遭遇的伤害行为，报道选举暴力的记者比没有报道选举暴力的同事有更多的PTSD症状。

 

Feinstein等学者也对于114位在伊朗工作的伊朗记者和在国外工作的伊朗记者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有一半的受访记者表示他们经历过恐吓，而在这些人中，有78.1％的记者由于恐吓停止了继续撰写新闻，近一半（43.1％）受访者的家庭遭遇威胁，近十分之一的人遭遇过袭击。而在接受调查的记者中，患有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约占三分之一，而近一半（46.5％）的人没有选择接受治疗。也有30.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使用巴比妥类药物，这是一种通常用于治疗失眠和惊厥的镇静剂，也具有抗焦虑作用。

 

那么，是不是不去报道灾难，不冲在前线，就并不会产生心理问题呢？实则不然。即使对于那些没有经历悲剧的人来说，日常的新闻工作压力也会很大。学者Susana Monteiro对2002至2015年发表的28篇关于“职业压力对记者健康影响”的研究论文进行了元研究，并由此总结出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最为常见的压力来源：

 

• 工作角色的要求，例如对特定角色的不确定、模棱两可或过分沉重的期望；

• 人际关系要求，例如同事之间的人际问题，工作中的竞争以及报道中的道德问题；

• 身体上的需求，例如在没有自然光线的新闻编辑室里工作所带来的压力；

• 工作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例如长时间工作、深夜赶deadline，但拿的是低薪酬；

• 特殊任务导致的压力，例如暴力恐吓以及遭受创伤事件的影响。

 

Susana的研究也总结了上述压力对身心健康造成的主要影响：

 

• 骨骼或肌肉疾病或酸痛等；

• 长时间工作和忽视疾病相关症状造成的健康风险；

• 倦怠、抑郁、焦虑、PTSD、酒精滥用。

 

同样，对于诸多当代的新闻工作者们而言，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来自线上的压力也困扰着他们的心理情感。调查记者和时政记者，尤其是女性从业者们，经常遭受键盘侠的在线骚扰与侮辱，而目前并没有有效的方法来保护这些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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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Mail的编辑Samantha Harman对她的同事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发现五分之四的新闻工作者们表示，从入行起，“线上虐待行为”变得越来越严重。Facebook是最常见的“施虐”空间之一，新闻从业者在社交平台上时而会遭遇他人的霸凌与谩骂，“线上虐待”已然成为了诸多新闻工作者们呼吁解决的话题。

 

例如，《约克郡邮报》发起了“呼唤运动”以声援新闻工作者，该运动表示，社交媒体虽然是新闻从业者与读者建立联系的重要工具，但它也是霸凌和骚扰的重要路径。该运动呼吁其他读者向社交媒体平台举报这种行为，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报警。

 

直面创伤并不羞耻

 

Juan Diego Quesada是《国际报》的记者，几乎每三个月他都要前往一次“恶劣地区”。在过往的职业生涯里，他报道过毒品战争以及ISIS。每次完成任务回家，Quesada都会花一定时间缓冲。

 

他说：“每当我从冲突硝烟中回来时，我都会与我的主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掩盖伤痛最终会造成巨大损失，新闻报道造成的身心创伤甚至可能会持续一生。因此，在执行困难的任务期间和之后寻求心理援助，这一点格外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训练自我对悲伤情境的反应，对于创伤进行自我管理，以确保负面情绪不会伴随时间逐步积累。这意味着新闻工作者要主动帮助自己保持韧性和力量。心理学家Elana Newman表示，当他们这样做时，记者实际上会变得更有同情心，并且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

 

“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听到悲伤的事件或者身临某一悲情现场时，他们能迅速有所反应，并知道如何去对这些反应做出处理。”Elana说：“记者必须做到这一点，不要（因为自己表露情感而）感到羞耻。”

 

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Marla Buchanan和西蒙菲莎大学的Patrice Keats对31名加拿大新闻工作者进行了研究，用于讨论如何去应对灾难报道所造成的伤害，结果发现，常见的应对策略是：在工作中采取回避策略；使用黑色幽默；对于自己的情绪和记忆进行控制；锻炼或进行其他的体育活动；使用技术或者药物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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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面对日益增长的对新闻工作者的“线上虐待行为”，国际新闻组织在2020年10月6日主持了一次专题讨论会，来自不同背景的专家讨论了新闻机构可以采取哪些策略来保护新闻工作者。

 

来自PEN America的Viktorya Vilk表示，首先要做的就是鼓励员工们去面对他们所遭受的虐待，如果员工认为站出来会导致负面后果，他们必然不会这么去做。Vilk还建议新闻机构可以向员工发送匿名调查，从而能够确定机构内部问题范围和员工的具体诉求。第二点是让员工有“家”可回，不要让记者们感到孤立无援，让他们在心理奔溃时依然知道该去哪里疗伤。

 

《纽约时报》拥有一支敬业的团队，负责关于网上骚扰的种种问题。“我们都非常清楚，没有明确的关于威胁和骚扰的定义。每一个人的边界都不一样。只要让你感到了不舒服，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响应。”

 

该报的安全副总裁Jason Reich说：“首要任务是让员工们知晓，公司已经充分了解了他的问题。”《纽约时报》这支专家团队负责处理这些问题，安全团队会去评估威胁等级，目标是在一小时之内响应员工的诉求。

 

Reich也表示，目前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专门针对于“新闻业在线虐待”的治疗，所以许多记者会更愿意与有着相同经历的同事交谈，获得点对点的支持，虽然这不是治疗的绝佳替代品，但它可以让员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不过路透社就有着这样的同行支持网络，路透社会邀请第三方机构给员工进行专业培训，所以当员工们更愿意和自己同事进行交流时，他们也能获得有益的收获。

 

这次讨论会也提到把资源优先安排给最需要的人。Vilk表示，在美国，有色女性受到长期侮辱的比例过高，“应确保她们获得最高的支持，临时性的帮助是不够的。”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记者可能是电视镜头中的一个模糊身影，可能是浏览报刊时眼睛一扫而过的几行铅字，但这些新闻信息背后的压力，却可能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梦魇。

 

我们在去年曾与国内数位媒体从业者聊过抑郁症的话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可以说，抑郁这条“黑狗”在国内外传媒行业都普遍猖獗，如何与其和平相处，成为了媒体人的必修课。而在呼吁外界对新闻工作者多一些理解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卸下身上的包袱，主动去面对心里的创伤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