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派：董晨宇：做学术很好，但新闻学子最好不要对考研产生执念！
2021-06-04名家专栏
读研之后，你是否也有无法摆脱考研时结构化思维的困顿？学术研究如何入手？怎样处理与导师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该如何解决？
读研之后，你是否也有无法摆脱考研时结构化思维的困顿？学术研究如何入手？怎样处理与导师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该如何解决？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分享《青年记者》的一篇文章，看看知名媒体人曹林与人大新闻学院董晨宇老师的对话，为你解答这些疑惑，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学术世界。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社交媒体和数码人类学。
最好不要对考研产生执念
曹林：考研似乎成了新闻传播方向学生的常态，不少同学考入新闻学院就有了读7年书的准备，不是在考研、就是在保研路上，或者是在“二战”“三战”路上，本科毕业好像已经“不配”工作了，您怎么看待这种集体考研热？本科找一份好工作和考研考一个好学校，您会建议学生怎么选择？您对考您研究生有哪些“董晨宇式要求”？
董晨宇：诚实地讲，“研究生”三个字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本意。很多研究生其实不会研究，它更像是一个找工作的加分配置。所以，此时，“找到一份好工作”和“考研考一个好学校”往往并不是那么非此即彼的选项，甚至对很多人只是达成一个目的的两个手段。我曾听过一个说法，“工作就是判死刑，考研就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研究生扩招之后难以避免的糟糕状况。因此，我并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学生，对于“如何找到一个好工作”，他们显然比我懂得更多。
当然，的确有一些学生读研究生是有学术理想的。对于这部分学生，我觉得考研只是一个继续这份理想的手段。我当年也经历过考研。如果没有考上研究生，有些人选择所谓的“二战”，我能理解其中的不易，尤其是心态上的调整是极其艰难的。
我的建议是，如果没有考上，你可以选择再试一次，但最好不要对考研产生执念。你还可以考虑调剂，也可以选择出国读书（如果疫情结束的话），继续学习的道路是很多元的，而考研这个过程中能够获得的东西是很有限的，甚至很多备考中的辅导和训练，是与学术研究的逻辑相悖的。
所以我和自己的研究生第一次见面时会说：“请把你考研答题中的那些所谓技巧全部忘记，甚至因此忘记一些知识，都是值得的。在研究生阶段，要去读原典、去理解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我有一个不知是否妥帖的想法：很多学生因为考研，学会了如何给出“圆润而无用”的答案，但学术研究可能更加偏爱“粗糙而锋利”的思考。
曹林：某大学一个研究生因学业压力而自杀的悲剧发生后，复旦大学邓建国老师有个判断，他认为背后有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当下学生考研多以就业为导向，而研究生学习仍以科研为导向，跟导师做课题、写论文、发论文，这形成了结构性压力，您怎么看待这个矛盾？
董晨宇：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同意邓老师的这个判断，在此基础上，如果需要补充另一个矛盾，则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时间积累与（很多学校）两年硕士研究生学制之间的矛盾。很多学生往往第一学期适应一下新的环境同时上很多课，第二学期就开始实习，第三学期开始写毕业论文，第四学期找工作。这个节奏太快了。因此，导师的压力、自己的学习导向，再加上客观短暂的学制，给部分学生造成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曹林：您研究社交媒体很多年了，发表了“反向自我呈现”等不少有影响的论文，译作《交往在云端》也成为畅销书。社交媒体常成为道德批判的对象，某某平台毁了阅读，某某平台毁了思想，某某平台正在毁了年轻人，社交平台毁了社交，等等，您怎么看待这种焦虑？
董晨宇：我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技术总是会与具体的社会语境发生化学反应，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浮现出它的社会意义。这里面有两个意义：第一，技术确实很强大，这种强大甚至在很多方面是主宰性的；第二，它的强大究竟指向哪种具体的社会后果，很多时候并不是技术本身能决定的，我们需要深入具体的文化语境去考察这个问题。人类学特别关注地方化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多人会说某某平台毁了年轻人，这种反乌托邦式的道德恐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拜厄姆博士在《交往在云端》中便通过历史的回溯，告诉我们：人们对于新技术的恐慌，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
举个例子：自行车刚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教会认为自行车会毁掉青年一代。现在我们看来这是很滑稽的说法，但你仔细想，这里面也是有道理的：青年人有了自行车，周末就会一起骑车去郊游，而不会选择去家门口的教堂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技术的恐慌，按照雷蒙·威廉斯的说法，都是因为“我们社会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新技术与旧社会形式之间出于明确意志的共存”。
曹林：董老师有一句成为思想鸡汤的话：“你要尽力让自己每一次使用互联网都变得有目的性。”不是互联网毁了我们，而是我们可能对于互联网的使用没有足够的理智。您平常生活中也较多使用微博、豆瓣、微信，使用时，这种“目的性”非常清晰吗？关于学术与生活的关系，对有志趣做学术研究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董晨宇：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自己也曾是社交媒体的“重度依赖患者”，我自己进行社交媒体的研究，其中一个目的也是自我解惑：我为什么离不开社交媒体？为什么会在上面消耗很多自己计划之外的时间？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躺在床上刷抖音，因为这也是有目的的——我们需要这种闲散的放松。
唯一的问题是，你需要知道不同的目的在你的生活中大致需要分配怎样的时间。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具体的智慧可以分享。目前我的工作线索的确太多了，没有时间经常“刷”社交媒体。隔几天更新一条状态，也是一种放松吧。
我特别在乎的一件事，就是将学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对于学生而言，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不知道该研究什么，那就去思考一下自己生活中的疑惑，学术研究是一种让你自我解惑的方式（虽然它并不比其他方式更加“高尚”）。
我们做“留学生社交媒体分配性使用”的研究，出发点就是我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感触到的一种困境；做“分手”的研究，则是我的硕士生段采薏在翻阅同学朋友圈时想到的一个点子。对于学术研究的初学者（包括我在内），去做与自己接近的、具体的研究，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曹林：当下高校教师常常在学术与教学上处于厚此薄彼的纠结状态，考核以学术科研为导向，对教学缺乏硬考核，这种机制使很多老师更关注论文发表而不是课堂和学生。我看您常与学生一起发表论文，在微博上与学生互动，教学也得到促进，您是怎么让自己的科研与教学、学术与学生互相成就的？
董晨宇：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因为职业道德的要求而重视教学，至少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事实上，尤其对于青年老师而言，讲课是一个整理自己知识结构的好方式，因此这对我而言是有很多帮助的。“好好讲课”让我获得了很多，也是因为“好好讲课”，我在豆瓣等平台开设了自己的音频专栏。
与学生一起发论文，其实是一个“偷懒”的事情。因为我要指导学生，与其把他们撒出去读书，我觉得不如以“研究项目”为导向，和他们一起读。一边把论文写完，一边他们也会更有效率地成长，还可以发表论文。从我这边来看，学生是真的可以帮到我，我的朋友经常对我说，羡慕我有这么多优秀的学生。比如丁依然和段采薏，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已经很默契了，并不太像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而是平等的论文合作者。
当然，我觉得很抱歉的一点是，最近一年我特别忙碌，加上疫情的原因，并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需要，我也和他们表达过我的歉意。我希望自己能再多花一点时间，这学期会和学生一起做“读论文会”，大概的设想是每周或隔周读一篇论文，我们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分析文章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这么写，如何能写得更好。精读论文会对他们有很多帮助，对我也是，这同样是相互成就的事情。
曹林：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常引起讨论，我看您与带过的学生保持很好的关系，甚至为学生论文受到不公正对待去写长文抗辩。您觉得一个理想的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可否分享一些好故事？
董晨宇：我的性格可能比较直接。为学生抗辩，可能也是性格所致，我觉得这个事情学生受委屈了，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平。我们两个人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作论文，讨论了很多次，最后的结果完全不可理解：一篇修改后可以发表在国内一流期刊的论文，到了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评审中，竟然给了不及格的成绩。也有朋友和我说过，认为我应该忍忍算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对于学生的努力，也包括我自己的努力，说句话是最基本的责任。
我没能力总结导师和学生的理想关系，我自己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大概是适合我自己的性格：您之前提到互相成就，我觉得是很理想的状态。我很感激自己的学生，他们提出的很多视角，其实是我没想到的，所以要给他们表达的机会，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观点、反驳我的观点。
一句话来说，在思想上，他们要做独立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师生关系并不重要。事实也证明了，他们可以做到，并且做得很好，给了我很多惊喜。我自己也不太摆架子，学生会觉得和我交流放松一些。我最近在策划和今年毕业的学生一起去玩“密室逃脱”游戏，这也是互相成就，因为我还没玩过，我准备让他们带我去开开眼界。
曹林：您有过国外学习的经历，常有人把国外博士教育与国内教育作比较，觉得“土博士”比较水，不过也有人说，国外博士生没有说得那么牛，可否说说亲身经历？
董晨宇：这里所说的“牛”，其实是一个个人化的标准。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字落地为一些更具普遍性的、具体的标准。
第一是研究方法。我认为，国外的博士教育会更加严谨一些。至少前几年是这样的，国内在这一点上在慢慢减少差距。
第二是研究的问题意识。海归博士经常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部分可能是因为西方理论的训练与中国现实的理解存在某些断裂。这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需要一些时间。
第三是研究共同体。我和一些海归博士聊过，他们觉得回国之后，自己很像双重边缘人。一方面，他们身处国内，与英文学术界的“圈子”距离变远了，于是有一种边缘感；另一方面，他们从海外归来，对于中文学术界的“圈子”也很难一下子融入、对话。我大概能理解他们的这种焦虑。
至于“国外博士生没有说得那么牛”，这句话的前提是，有人曾经把他们说得特别牛，而不是人家自己吹自己特别牛。我认识的海归博士都是很谦虚的，也都很希望去理解和融入。不过，这句话的逻辑其实也暗示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只有祛魅之后，我们才可以相互之间展开对话。更重要的事情，也就不是比比谁更“牛”，而是如何将各自的知识体系融汇成中国传播研究新的版图。这的确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曹林：现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离“职业实体”好像越来越远了，学新闻的很多不做新闻，做新闻的多没有新闻教育背景，教新闻的多没做过新闻，您怎么看待这种多重分离？
董晨宇：我是做传播学研究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我不懂如何做新闻，也没做过记者。所以我只能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耕耘。例如新闻评论，让我去教，我也会拒绝，因为我没学过，也没写过，教就是误人子弟。作为一个新闻学的外行，我莽撞地认为这个领域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对“术”的要求日新月异（例如：数据新闻）。
新闻行业的专业人士在其中可以扮演很重要的教学角色，但他们中很多人可能需要迈过两个坎：一是在专业能力之外，理解如何教学；二是在实践技能之上，进行适当的理论凝练。具有实践和学术双重背景的老师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这位老师还具有高度的教学责任心，学生会受益很大。比如，陈力丹老师在人大讲新闻理论，他本人在《光明日报》工作过多年，讲的东西既接地气又有理论高度。
传播理论这门课的哪些核心知识，可能对学生未来的事业和生活有帮助呢（即使他们不做这一行）？我和学生说，“如果你们不从事传播学研究，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忘记我讲过的理论，其实这些并不重要，但我希望你们能够获得一种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用理性对抗这个社会的狂热，用包容去对抗这个社会的狭隘，这是教育的意义。”这句话并不是仅仅属于传播学的，对于整个社会科学，乃至整个大学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
传播学在这方面的独特性，也许可以和我们身处的媒介化社会，以及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新媒介素养”。对于新的媒介技术，以及其中表达方式的狂热与狭隘，传播学能提供更为具体的启发。这种启发会和其他学科合流，形成一个人的世界观。这也是传播学对我最大的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