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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派:从清流变潮流的文化类综艺,如何真正做得“有文化”?

2021-03-12名家专栏
综艺节目在国内的发展一直如火如荼,2020年上新季播综艺共240部,同比增长25部。无论是各大电视台还是在线视频网站,都在这一领域积极地开疆拓土。然而,一派繁荣景象背后,用户反馈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与诟病——同质化严重、太吵太闹、品位低下等等。
综艺节目在国内的发展一直如火如荼,2020年上新季播综艺共240部,同比增长25部。无论是各大电视台还是在线视频网站,都在这一领域积极地开疆拓土。然而,一派繁荣景象背后,用户反馈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与诟病——同质化严重、太吵太闹、品位低下等等。
 
这一背景下,一批精品文化类综艺的横空出世给综艺市场注入了一股“清流”。2015年以来,各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的综艺节目相继推出,并纷纷斩获收视率与口碑的双赢。
 
在泛娱乐当道的综艺领域,新加入的文化元素是如何打造自身独特的吸引力的?打上了文化的标签后,文化类综艺怎样才能真正做得“有文化”?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将聚焦这一轮热门文化类综艺的发展历程与生产特点,试图探析文化类综艺持续出圈的方式与未来可能。
 
不断出圈,文化类综艺从清流变潮流
 
对于国内观众而言,立足于文化主题的电视综艺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新生事物。20年前在央视开播的《百家讲坛》,实际就代表着文化类综艺的发展雏形。一张朴素的讲台之上,晦涩的历史典故在专家学者的娓娓道来中变得明白晓畅,使得这档节目一度成为一代电视观众的文化启蒙,也让于丹、易中天、刘心武等学者走出象牙塔,为大众所熟悉。
 
然而,虽然每一期节目都干货满满,像《百家讲坛》这样的平铺直叙的演讲模式,终究还是抵挡不住时代审美变迁的洪流随着电视节目制作理念与技术不断革新,文化类综艺也等待着一个改变的契机。
 
2014年以来加强中传统文化宣传教育工、提升“文化自信”建设等号召被进一步强调文化艺则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成为荧屏
 
由央视制作播出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就是这股风潮中打头阵的部队,一经播出就收获了广泛好评,在国内电视节评选中也斩获佳绩。
 
《中国诗词大会》海报。图片来源:《中国诗词大会》官方微博
 
此后,各大电视台与视频网站纷纷加入到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制作潮中,促使这一类型节目“井喷”式增长,从一开始的清流变成潮流。
 
一方面,《中国诗词大会》等已经打出口碑的经典节目着力发挥品牌效应,持续推出续季;另一方面,聚焦于更多其他垂直领域的文化类综艺陆续出现,如湖南卫视推出关心原创手作文化的《巧手神探》;爱奇艺推出京剧脱口秀节目《瑜你台上见》;《衣尚中国》《见字如面》《一本好书》分别关注服饰文化、书信文化以及国内外经典文学;此外还有以文旅为主题的《我的桃花源》《还有诗和远方》《了不起的长城》等等。
 
在对不同文化领域的深耕中,文化类综艺让观众看到了节目制作的诚意与用心。而对新类型的不断尝试,也意味文化类综艺并不满足于对“文化”标签的浅层消费,而是致力于“向‘阳春白雪’挺进”[1]。
 
“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在围绕《中国诗词大会》与叶嘉莹先生展开的一次对谈中,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静曾用这句诗来形容节目的影响。文化类综艺不断强势出圈,有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逐渐在观众心中占据一方独特的地位。
 
文化类综艺凭什么“套路”打动人心?
 
在长期以节奏紧凑、搞笑娱乐为卖点的综艺市场中,节奏缓慢、内容以深刻见长的文化类综艺无疑是一个“异类”。那么,在受众的观看习惯越发碎片化、轻松化的当下,文化类综艺是如何吸引受众,甚至取得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的?
 
以视听技术实现传统文化的影视再现
 
古典诗词、历史典籍、经典名著、文字书信,不难发现,文化类综艺中相当一部分的主题根植于书写与印刷文化的时代。将这些文化作品搬上综艺舞台后,声音、图像等多媒体元素的加入,则完成了其在电视媒介上向视觉文化的转向。
 
以一句“媒介是人的延伸”闻名的学者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形式本身的变化能够带来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的改变。[2]当人们通过在书本中逐字阅读“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与观众在《中国诗词大会》上欣赏康震老师写意地画下一匹奔腾骏马全过程的体验,毫无疑问是全然不同的。
 
康震在《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中作画。图片来源:《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
 
相较于枯涩的文字阅读,电视综艺节目通过使用丰富的视觉与听觉元素极大地愉悦了观众的感官体验。精湛舞台剧表演、豪华的灯光与舞美配置,共同将传统文化重现为一出绘声绘色的视听盛宴。
 
于是,《见字如面》中,书信不再是一行行冗长枯燥的文字,而是在配乐与朗读者声线的相得益彰中相融为一个个或妙趣横生、或催人泪下的故事;《一本好书》中,盖茨比、简爱、骆驼祥子也不再是停留于纸面的平面人物,而是被栩栩如生地演绎出来,拥有立体而丰满的形象。
 
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曾指出,“人们有着再现现实的永恒冲动。”[3]而在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再现”不仅拥有了更为多元的方式,也让人们得以借由电视媒介生动的视听符号完成对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下的重构与再解读。
 
不仅对于文字作品,对其他传统表演的呈现也是如此。如《传承者·中国意象》第二季中,在对“抖空竹”技艺进行展示时,节目组就通过动漫视频、舞台LED灯营造的宇宙星空场景以及空竹上的荧光灯等设计,完成了对这一传统艺术“全新的电视影像建构”。[4]
 
通过绚丽丰富的视听技术再现的传统文化,文化类综艺为人们带来了酣畅淋漓的感官体验,让一度遥远而晦涩的传统文化变得趣味盎然又平易近人,更是为传统文化本身增添了一笔借由电视媒介完成的全新解读。
 
以传统文化的“流行化”阐释拉近受众距离
 
与《百家讲坛》这类文化类节目纯正的“古典气息”相比,当下盛行的一种文化类综艺大多注重追求的是传统文化与当下社会的贴合,致力于以此来拉近节目主题与受众之间的距离。
 
这种贴合一方面是通过将相对陌生的传统文化与人们耳熟能详的现代知识相结合来实现。今年大年初一开播的《典籍里的中国》中,《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就以演员李光洁扮演的形象出现在现场,与袁隆平(演员饰演)完成了一次“跨越300年的握手”,寓意着两位科学家在致力于粮食问题上的历史传承。
 
“宋应星”与“袁隆平”的握手。图片来源:《典籍里的中国》
 
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微博相关话题引发1.2亿人次的阅读,让一些观众不甚了解的明代科学家宋应星也成为热搜人物。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流行化”阐释则表现为与流行文化的“嫁接”。如戏曲综艺《叮咯咙咚呛》中,就将中国传统综艺与说唱、机械舞等现代艺术相结合。两个时代的文化在这一拼贴与糅合的过程中给观众带来一种“陌生而新奇”的审美体验,也增添了节目中的娱乐感。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上网友们对节目内容的二次创作也使得传统文化与互联网文化联系得更为紧密。《国家宝藏》热播时,许多网友将节目中提到的国宝制作为表情包、手绘作品。当博物馆中的国宝形象与网络流行语相组合,甚至成为全网流行的“迷因”,传统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的社会影响力。
 

网友创作的国家宝藏表情包。图片来源:微博
 
“专家+明星+素人”配置,兼顾流量与共鸣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曾总结,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综艺节目的流行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讲说形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以《百家讲坛》、《开心辞典》等为典型;第二阶段是“综艺形态”传统文化节目的大量涌现;第三阶段则是“综艺形态”传统文化节目的成熟期。而蜕变为综艺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原本以专家独自讲说为主的形式,逐渐转变成为“专家+明星+素人”联合登台参与传统文化演绎。[5]
 
在文化类综艺的舞台上,这三类主要角色各司其职,为节目创造不同面向的价值。其中,专家的职责仍然以知识讲解为主,但形式较原本的口述更为多样。如浙江卫视的综艺《万里走单骑》邀请了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带领“布鞋男团”探访世界遗产,为节目增添了专业性和层次感。
 
在《万里走单骑》中,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带领“布鞋男团”探访世界遗产。图片来源:《万里走单骑》官方微博
 
演艺明星则主要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出现,将历史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呈现在荧幕面前,一方面以自身流量为节目创造吸引力与话题度,另一方面历史文化以影视形式呈现,也更能满足受众对在综艺观看中获得轻松体验的需求。
 
而素人的参与则是现如今文化类综艺节目尤为突出的一大特点。《中国诗词大会》捧红了16岁夺魁才女武亦姝、战胜北大硕士的37岁外卖小哥;《朗读者》邀请了丹顶鹤保护者徐卓、花10年造千亩鲜花山谷的成都夫妇……这些素人的加入让文化类节目不再是曲高和寡的“知识讲座”,而是形成了共鸣感不断激荡的文化认同。
 

武亦姝获得《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冠军。图片来源:《中国诗词大会》

 
安东尼·史密斯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指出,文化认同的实现依靠的是共同的历史记忆、集体经验与文化符号。[6]在文化类综艺中,当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熟练地运用和传递着优秀传统文化,观众对于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就在彼此对文化符号的共同体认中被激发了。
 
 
文化类综艺内核仪式构建与寓教于娱
 
詹姆斯·凯瑞曾提出一种传播的仪式观,即传播并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分享与参与的过程,传播本身将构成一种“共享信仰的表征”,指向一个具有共享意义的“文化世界”的建立。[7]
 
而观看文化类综艺的体验正是如此。在欣赏由传统文化改编而来的舞台表演之时,观众们实际上共同参与到关于文化体验的仪式中。他们与舞台剧中的人物同喜同悲,共同感受由古典诗词带来的文化自豪感,在来自仁人志士的书信中体认家国情怀。
 
文化意义的共享,使得身处天南海北的观众在观看体验中凝聚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对文化记忆的打捞中建构对这个共同体的深切情感,而文化类综艺所创造的深刻意义也正在于此。
 
同时,一如董卿曾在主持《中国诗词大会》时说道:“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这样的温故知新可以拂去我们记忆上的灰尘,而古代文人的情话和智慧也同样能够点亮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对文化经典的媒介再现中寓教于乐,也是文化类综艺的一贯追求。
 
随着新媒体技术与融合文化的不断发展,娱乐教育的可能性也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认可。除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综艺节目外,诸如聚焦声乐艺术的《声入人心》、配音艺术的《声临其境》等综艺都带有通过通俗化的呈现形式实现文化普及的意图。由此看来,寓教于娱的市场潜力在今后势必也更为凸显。
 
然而,在赞誉之外,与文化类综艺相关的争议也相伴而生。在经过一段“野蛮生长”后,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同质化、模式化问题再度出现,而更容易引起讨论的,则是标榜“教育”的文化类综艺在知识性问题上出现硬伤。
 
譬如,在通过演员还原古人形象时,妆容等细节设置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与史实不符,则很容易闹笑话。而当一些文化类综艺连续播出多季后,如何避免落入生搬硬套、附庸风雅的窠臼,也是值得注意的。
 
在注意力转瞬即逝的市场中,一度收获盛名的文化类综艺是否还能持续抓住观众的眼球,似乎还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未知数。但毫无疑问的是,文化认同感与寓教于娱的可能性将依然是文化类综艺必须坚持的两张“王牌”,以此为基础,文化类综艺能够在竞争愈发激烈的综艺赛道中获得自身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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